但其主要意思还是偏向于本能自由。

该条将课税自主权概括性赋予了地方公共团体。至此，本文通过对规范依据及其背后理据的梳理，已大致勾勒了我国纵向法律保留存在的范围。

由此可见，日本理论界直接将横向法律保留所适用的理由套用于纵向保留，并得出了纵向保留不需要严格贯彻的结论。事实上，经济特区以外的地方亦可在必要时有限度地获得中央立法机关在涉及市场交易、流通事务方面的概括授权。而若出于中央集权性考虑，基本权利的限制仅由立法机关保留是不够的，还需要由中央立法机关保留。另外，我国各地政府大量规定了各类税收优惠措施，如先征后返财政奖励购房抵税等，虽然带来了不少政策乱象，但也体现了地方在财税问题上进行灵活操作的需要。而根据规范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从横向保留的角度说，应由立法机关制定。

另外《日本国宪法》第92条还规定：关于地方公共团体的组织及运营事项，根据地方自治的宗旨由法律规定之。在严格纵向法律保留模式下，若宪法仅授权法律保留某事项，则不仅地方立法不能规定该事项，法律也不进一步概括授权地方立法规定（但可能具体授权）。为此，越南于2022年11月28日组织了全国法官参加的在线审理技能培训班，并邀请我讲解中国法院的在线诉讼规则。

这里的顺势，是指顺应时代发展之势，也即综合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国家政策、法官素质、网络观念、现实需求等各种因素形成的发展态势。数字司法的发展规划，从一开始就位于高起点。例如，利用大数据杀熟是否构成歧视行为？未经许可推送他人读书习惯是否构成侵权？远程控制他人计算机挖矿如何定性？网络百科服务提供者未对词条编辑尽合理审核义务，要不要承担侵权责任？视频网站要求黄金VIP会员付费超前点播热播剧是否侵犯用户权益？这些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前沿性，不可能马上立法规制。疫情期间的实践已经证明，在线诉讼能够便利群众参审、降低司法成本，面对面变为屏对屏也不会导致权利减损。

相比之下，司法审判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等优势，可以通过个案审理，灵活确立规则，循序渐进推动网络空间依法治理。中国特色更非一蹴而就，也没有现成样本可供参照，而是在不断探索、调试、巩固、完善中，通过回应中国问题，彰显中国优势，渐渐成熟塑形的。

实践中，许多新兴领域的矛盾纠纷或违法犯罪，都紧紧依附于技术发展，与互联网相伴而生。所谓与时俱进，更多情况下是顺势而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化覆盖程度、经济体量、产业样态、应用场景，延伸到司法领域，导致许多纠纷类型是全新的、解决方案是全新的，配套规则自然也是全新的。近些年，常有外国法官或学者问我，中国数字司法的发展蓝图是哪一年制定的？是否严格按时间表推进？我都会回答，我们的路线图是一步步试出来、干出来的，并非事先画出来的。

由此可见，任何改革都不是制定发布几个文件，就能轻松落地、宣布成功的，必须在复杂国情和司法实践中接受检验。例如，如何监督审判工作？如何确保类案同判？如何平衡法官在所属法院和数字法院的工作量？数字法院法官作出的裁判文书盖哪个法院的院印？案件上诉至哪个中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由哪个法院具体执行？只有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分析论证，考虑各种情形，才能避免今天的改革成果成为未来的改革对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国数字司法发展还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年底制定印发了《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开创性提出安全合法、公平公正、辅助审判、透明可信、公序良俗五大基本原则，这也是全球首个由最高审判机关发布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准则。

事实上，对于一些具有全球首案效应的案件，只要它足够新颖，有时一个裁判便能填补一个治理空白、提供一项司法方案，翻译为外国文字后，就能为其他国家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这本身也是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体现，更是中国司法文明的国际传播新模式。第一 完善在线诉讼常态化机制《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起草期间，曾有意见认为，在线诉讼应审慎使用，最好先开小口子，慢慢扩大范围。

在新规则助推下，我国数字司法迅速发展，目前已覆盖各个审判领域、诉讼流程，应用频次、规模体量均为全球领先。即使经过论证，决定开展相关改革创新，也必须经过党中央批准和立法机关授权，方可组织推进。

第二 优化互联网法院职能定位截至2022年年底，杭州、北京、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案件42.85万件，审结41.49万件，在线立案申请率98.49%，在线庭审率99.20%，平均庭审时长34.13分钟，平均审理周期约64.78天，比普通线下诉讼节约1/4的时间。上述设想尽管还有一些理想化成分，但并非完全没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在授课时坦承，越南同行碰到的问题，中国法官都曾遭遇过。一是优化调整案件管辖范围，推动互联网法院聚焦审理数据权属、虚拟财产、算法规制、平台治理等互联网特性突出、有利于确立依法治网规则的案件。培训结束时，越南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范国兴总结说，听完中国代表的介绍，终于明白越南法院的问题所在。从应用效果上看，案件信息自动回填、卷宗智能编目、简单案件文书自动生成等功能已初步实现，但类案推送、裁判偏离度分析和预警等智能性更强的功能还有较大努力空间，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必须统筹兼顾。

第五 探索数字法院运行新模式近年来，欧洲司法界已出现关于法院是一个场所，还是一种服务的讨论。中国是在全球首个互联网法院设立5年之后，才印发《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并已在数字司法领域经历了十多年的铺垫和探索，目的就是多总结经验，纠正偏差，尽可能少走弯路。

下一步，互联网法院的发展有必要转入新赛道，继续为完善数字法治发挥探路者作用。尤其是辅助审判原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人工智能都不得代替法官裁判，强调司法裁判始终由审判人员作出，裁判职权始终由审判组织行使，司法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有力回应了有关质疑，彻底打消了外界顾虑。

另外，在线诉讼的普及，并不意味着互联网法院将退出历史舞台。随着信息化技术迅速发展，人工智能在司法工作中将有更多应用空间和场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对结构性网络立法工作提出深层次要求。当然，探索数字法院运行新模式，需要考虑的配套问题也有很多。无论是现实挑战，还是历史规律，目前领先并不意味着永远领先。对于省域内适宜全程在线审理的简单案件，当事人在线起诉后，无须考虑管辖连接点，都可以由数字法院受理，经系统随机分案，交相关法官审理

疫情期间的实践已经证明，在线诉讼能够便利群众参审、降低司法成本，面对面变为屏对屏也不会导致权利减损。持后一立场的专家，呼吁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数字法院，统一受理适宜在线审理的小额民事案件，以更好地实现触达正义和普惠司法的目标。

这也充分说明，三家互联网法院圆满完成了探索网上纠纷网上审的阶段性任务，相关经验不仅被复制推广，还被成功写入2021年年底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无论是现实挑战，还是历史规律，目前领先并不意味着永远领先。

事实上，对于一些具有全球首案效应的案件，只要它足够新颖，有时一个裁判便能填补一个治理空白、提供一项司法方案，翻译为外国文字后，就能为其他国家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这本身也是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体现，更是中国司法文明的国际传播新模式。三是稳妥有序探索刑事案件在线审理机制，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衔接配合，未来以适当形式优化完善刑事案件在线审理范围，制定与刑事案件特点和人权保障要求相匹配的在线诉讼规则。

越南则是直接将在线规则适用于司法现实中，但法官理念、配套举措、平台建设、基层经验等，都还没有完全到位。例如，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网络零售市场规模连续九年居于世界首位，建成全球最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都是势的生动诠释。实践中，许多新兴领域的矛盾纠纷或违法犯罪，都紧紧依附于技术发展，与互联网相伴而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国数字司法发展还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和问题。

当文书上网成为智慧司法的燃料和动力，电子卷宗为全程留痕信息回填和文书自动生成铺平道路，在线诉讼在疫情期间大显身手，法官和律师尝到科技的甜头，社会公众有了获得感，抵触才会减少，观念才会转变，数字司法才具备现实生命力。三是逐步明确互联网法院的法律地位，根据互联网法院依法治网的作用发挥情况，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适时作出决定，明确互联网法院的专门法院地位，并赋予其二审职权。

但是，在具体适用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如当事人不同意在线、证据无法在线提交、费用无法在线交纳、庭审秩序混乱不堪、证人难以在线作证等。面对未来，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应畏手畏脚。

第四 推动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从国际趋势看，各国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治理已经转入风险预防、分级监管阶段，更加注重伦理先行。但是，受制于经费、政策、平台、理念等因素，上述倡议一直停留在理论推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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